武汉“校内被撞倒致死”的小学生母亲坠楼身亡 曾受网暴“围攻”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钟雨欣 北京报道
(资料图)
6月2日，据多家媒体报道，“武汉校内被老师开车撞倒身亡”事件中的孩子母亲，在小区内坠楼身亡，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。
5月23日，一起悲剧在武汉市汉阳区弘桥小学月湖校区内发生。一名一年级的小学生被老师驾车撞伤，后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。随后汉阳区教育局发布通报，向家长、社会表示诚恳的道歉，同时涉事教师刘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，校长和副校长被免职。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，事故发生后，孩子母亲杨女士曾多次发声维权，但在相关视频下方，部分网民却对这位母亲的身材、穿着、妆容等肆意评论。评论区的画风被逐渐带歪，“化着精致妆容，像是特意打扮一番后才赶了过来”“说真的是蛮漂亮的”“这位妈妈是想成为网红吗”……
此外，还有一些言论质疑孩子妈妈的状态“似乎并没有失去孩子的悲伤”，认为她的发声是“嫌赔偿少了，想多要点赔偿。”也有理性的网友指出，杨女士身穿的像是工作服，且带着工牌，“说明她是上班时间赶过来的，难道还要专门卸了妆再来？”
记者关注到，杨女士坠楼身亡的消息传出后，迅速登上微博热搜第一。大量网民在评论区留言：“网暴已经毁掉多少人的生命了？”“网暴者应受到严厉处罚”……
多个互联网平台已设置防网暴机制但“定义之困”难题仍待解
当我们在谈论网暴时，我们谈些什么？是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，还是人身攻击、贬低矮化、诅咒威胁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，在杨女士遭遇的恶评中，有大量评论隐蔽性极高，处于难以界定的模糊地带。比如，在不同的语境下，“用心打扮”“身材好”“妆容精致”有不同的延伸含义。
在网暴治理中，互联网平台通常被认为是抵御“洪水猛兽”的第一道防线。去年4月，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“清朗·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”，主要聚焦网络暴力易发多发、社会影响力大的18家网站平台，通过建立完善监测识别、实时保护、干预处置、溯源追责、宣传曝光等措施，进行全链条治理。
2023年的“清朗”系列专项行动则包括“清朗·网络戾气整治”专项行动，其中提到，严管评论区信息内容，督促网站平台加强评论区管理，要求账号强化所发信息内容跟帖管理，对未做好跟帖评论管理的公众账号，采取限制功能等措施。
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发现，在网暴酝酿初期，“用户自主设置+平台介入监测”是目前平台主流的防控模式。例如，在用户自主设置方面，新浪微博、抖音、快手、知乎、小红书、豆瓣、B站、百度贴吧等平台，用户均可以自主管理评论、私信互动关系。常见的选择范围包括所有人、关注的人、我的粉丝及互相关注的人，也可以选择直接关闭权限。此外，多个互联网平台都设置了网暴信息监测机制，对不友善内容进行识别过滤，并将其折叠、隐藏或删除。
而进入事中和事后阶段，平台为当事人提供应急保护，建立“一键防护”机制，快速切断网暴传播链路则尤为重要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网络暴力的表现形式复杂多变，某类信息是否涉及网暴，还需结合具体语境、当事人主观感受等因素进行判断。
微博、抖音等多个互联网平台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，“?暴?为的发生较随性和偶然，没有固定规律，有时只因为?句话、?个观点或?个表情。平台难以及时发现和制?。此外，行业处置未形成统一标准，各平台尺度不同，导致处置过程中也会存在用户申诉和投诉的问题。”“网暴的界定和识别是目前的难点之一，在治理过程中需要结合受害人具体情况、抗压能力，信息传播量级、传播速度进行个案分析，这对平台进行规模化、及时性治理带来很大困难。”
专家呼吁尽快出台反网络暴力法进一步明晰网暴的法律概念
一段时间以来，网络暴力恶性事件频发。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，多位代表委员建议针对反网暴进行专门立法，进一步明确网络暴力的定义、违法主体需承担的法律责任、网络平台的相关义务等。
全国人大代表，TCL创始人、董事长李东生认为，当前在法律层面对于网络暴力缺乏精确定义，以及明确的可操作性司法解释，尤其缺乏反网络暴力的专项法律条款作为指引。这导致在实际诉讼过程中，法官裁判规则无法统一，自由裁量权较大。
李东生指出，治理网络暴力还存在违法行为和主体认定难、违法证据取证难、治理周期长的问题。网络暴力违法成本低、维权成本高，要有效而持续地解决网络暴力问题，需要逐步从运动式整治转向常态化治理。
为构建常态化网暴治理机制，李东生提出三点建议：尽快出台《反网络暴力法》，统一以该专项法律适用网暴案件；构建网暴技术识别模型，解决网络暴力取证难问题；建立网络暴力黑名单机制与监察执法体系。
“从刑法、民法典到网络安全法等等，现在立法上实际是比较完备的，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多网暴事件？”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此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虽然目前法律已比较完备，但法律责任的承担是事后的，而不是立竿见影的。“在历次网暴事件中，很少能看到始作俑者及参与的键盘侠们真正地承担法律责任，有的涉事账号只是被禁言几天。”
网暴的内涵不仅限于虚假捏造，还包括事实的歪曲。朱巍表示，在网暴事件中经常能看到断章取义的内容，再配上引人注目的文案和话题，很容易造成不明真相的网民围观。“不少人打着所谓朴素正义观的大旗去‘伸张正义’，实际给当事人带去了严重的消极影响。”
“有的网暴形式很隐晦，但不管具体形式如何，当事人都有拒绝别人评价自己的权利。”朱巍强调，当前各平台的“一键防护”功能仅面向当事人自身，然而现实中还存在着大量其他账号随意搬运、歪曲相关内容进行炒作的情况。针对此类现象，如当事人明确表态拒绝，平台应及时响应，避免相关话题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，加强对当事人人格权的保护。
朱巍表示，互联网平台应尽到主体责任，不给予网暴相关内容流量曝光。同时，他呼吁通过立法对相关平台在网暴治理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各阶段的责任进行具体规定。“目前反家暴法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都已出台，现在看来，反网络暴力法也应该进入立法规划。从法律位阶来说，部门规章的效力没那么大，个人认为最好是能进入到全国人大的立法流程，进行综合性的统筹规划。”
